这股「救场」力量高度依赖 20 倍以上杠杆的基差交易,一旦市场波动触发强制平仓,2020 年 3 月的流动性危机或将重演。
撰文:许超,华尔街见闻
当传统长期买家逐步退出,对冲基金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填补美国国债市场的需求缺口——但这一替代力量自带高杠杆风险,令市场稳定性面临新的考验。
对冲基金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已攀升至历史峰值。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办公室数据显示,2025 年底,对冲基金持有的现金国债达 2 万亿美元,在约 28.9 万亿美元的可流通国债中占比 7%,创下历史纪录,较五年前增长近两倍。美联储更近期的数据显示,2026 年上半年对冲基金持续净买入,仅二季度净买入额即达 606 亿美元。
然而,这股需求背后暗藏隐忧。美联储在 5 月金融稳定报告中警告,对冲基金的杠杆率仍接近历史高位,且集中于大型基金;国际清算银行则直言,对冲基金作为政府债券市场核心中间商的崛起,已制造出「新的金融稳定脆弱性」。国债市场本身亦在承压——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本周一升至 2007 年以来最高,30 年期收益率周二触及 2002 年以来峰值。
养老金基金长期以来是长久期国债的主力买家,其超长投资期限天然契合资产负债匹配需求。但这一格局正在改变。
据经合组织(OECD)分析,从固定收益型养老金计划(defined-benefit)向固定缴费型计划(defined-contribution)的结构性迁移,正在削弱养老金机构对长期国债的配置意愿。与此同时,部分养老金正加速向私人信贷等高收益、低流动性资产转移——据 Mercer 数据,2025 年机构投资者流入私人信贷工具的资金接近 3000 亿美元。
AdvisorShares 创始人 Noah Hamman 指出两类投资者的本质差异:「养老金和保险公司拥有极长的投资期限,专注于负债匹配;对冲基金追求业绩,通常以跑赢基准、超越高水位线为目标,持仓周期更短。」
这意味着,替代传统买家登场的对冲基金,其行为模式与市场所需的「压舱石」相去甚远。
对冲基金并非单纯看好国债收益率,其参与国债市场的核心驱动力是相对价值策略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「国债现货 - 期货基差交易」:买入现货国债的同时卖出对应期货合约,赚取两个市场之间的微小价差。
由于价差极窄,基差交易通常依赖大量杠杆放大回报。基金通过回购融资,以国债为抵押借款,将实际头寸放大至自有资本的数倍乃至数十倍。Agecroft Partner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Don Steinbrugge 表示,此类交易「利润率极薄,杠杆倍数常达 20 倍甚至更高」。
压力信号已经浮现。据摩根士丹利估算,今年对冲基金的杠杆型国债基差交易头寸已较峰值下降约 20%,降至约 1.2 万亿美元。不过,美联储数据显示对冲基金整体仍是净买家,头寸收缩更多反映出策略层面的主动调整,而非全面抛售。
高杠杆策略在市场动荡时的脆弱性,已有前车之鉴。Steinbrugge 直言:「正如 2020 年 3 月所见,当国债市场流动性急剧恶化时,杠杆基金被迫快速平仓。这会触发一个恶性循环——追加保证金、强制抛售、市场波动进一步加剧。」
Union Bancaire Privée 对冲基金专家 Ricky Siao 指出,对冲基金「使用的杠杆相对其他类型投资者更为激进,因此可能放大系统性风险」。一旦极端情境触发强制去杠杆,将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流动性危机乃至金融稳定事件。
波动率骤升本身即可成为螺旋下行的起点:价格下跌迫使对冲基金补仓或平仓,抛压进一步压低价格,拖累更多基金被迫出局。
尽管风险显著,专家亦承认对冲基金对国债市场具有不可忽视的正面价值。
对冲基金研究公司总裁 Ken Heinz 表示,对冲基金倾向于主动交易而非持有至到期,能够在市场上涨与下跌期间均提供双向流动性,有助于平抑利率波动。
争议的核心并非对冲基金天然有害,而在于其稳定器与放大器的双重属性——正常市场环境下,其交易活动改善流动性、修正定价偏差;市场承压时,则可能成为脆弱性的集中爆发点。
Steinbrugge 总结了这一两难困境:「监管机构在制定政策时,应在权衡对冲基金提供市场流动性的正面作用的同时,关注无序平仓的潜在风险。对冲基金在国债市场中日益增长的角色,既是流动性所必需,也是系统性风险的潜在来源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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